再往后翻，是几张街道发放补助的登记表存根，时间跨度从解放初到现在，金额很小，但从未间断。发放理由多是“孤寡老人生活困难补助”。

信息少得可怜。除了那个一九四三年的迁入时间和早逝的丈夫，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内容。没有工作单位记录，没有亲属信息，就像一张被刻意擦写过许多遍的纸，只剩下最基础的字迹。

我有些不甘心，又仔细看了一遍那份旧的信息登记表，目光在“迁入时间：一九四三”和“夫陈某某，已于民国三十六年病故”这两行字之间来回逡巡。

一九四三年来到四合院，一九四七年丈夫去世。这四年间，发生了什么？她丈夫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来到四九城？又为什么在丈夫死后，她一个无儿无女的外乡女人，能一直独自居住在这四合院的后院，直到如今？

这些疑问，档案里没有答案。

我合上档案袋，心里有些失望，但更多的是凝重。这份过于“干净”的档案，本身就不正常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一个无亲无故的外乡寡妇，能安然留在北平（北京），并一直住在四合院里，这背后定然有故事。而这个故事，很可能就与易中海恐惧的“别的事”，与何大清的被迫离开，密切相关。

“看完了？”小张姑娘抬起头。

“看完了，谢谢您。”我将档案袋递还给她，脸上恢复平静，“了解了基本情况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以后院里有什么事，也好知道该怎么帮忙。”

“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小张姑娘接过档案袋，笑了笑。

离开街道办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，我却感觉后背有些发凉。一九四三年……这个时间点像一把钥匙，虽然还没找到对应的锁孔，但它指向的年代和可能关联的历史背景，让整个事件的复杂性和危险性，陡然提升了一个等级。

看来，想从官方渠道直接获取核心信息，难度极大。后院老太太这条线，需要更耐心、更迂回的策略。

而眼下，我还得先应对厂里即将到来的新挑战——李副处长透露，工业局可能会组织一次各厂后勤标兵的交流学习活动，届时，我这个“红星轧钢厂后勤岗位标兵”，恐怕要面对更多来自外厂的审视和比较。

旧的谜团尚未解开，新的考验已在前方等候。

我抬起头，眯着眼看了看太阳，步伐稳健地朝着四合院走去。

无论前方是什么，我都得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