处置室的门关着。灯亮了一整夜。

医生把最后那团沾血的棉花球夹出来,没有扔进垃圾桶。他用镊子夹着,对准了密封袋的口,轻轻放进去。棉花球落在袋底,血迹从白色棉絮里渗出来,在透明袋壁上洇开一小片暗红。他拉上密封条,把袋子放在不锈钢托盘里。

托盘旁边还有另一个密封袋。里面是一根头发,带毛囊的,从高晴的枕头上取的。

医生摘下手套,拿起托盘,走出了处置室。走廊里站着一个人,黑色西装,戴着耳麦,身形笔挺。医生把托盘递过去,什么都没说。那人接过托盘,转身走了。

走廊很长。皮鞋踩在地板上,没有一点声音。那人走进电梯,按了负一层。电梯门开了,外面是一个地下停车场,灯光昏暗,停着十几辆黑色轿车。他走向中间那辆,拉开车门,坐进去。

后座上坐着一个人。看不清脸,只能看见一只放在膝盖上的手,手指修长,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。黑衣人把托盘递过去。那人接了托盘,低头看了一眼。两个密封袋,一个装着带血的棉花球,一个装着头发。他把密封袋举起来对着车顶的灯光看了看,然后小心地放进一个银色的金属箱子里,合上盖子。

“多久能出结果?”

“加急。天亮之前。”

那人点了一下头。黑衣人下了车,关上车门。车子发动了,驶出停车场,汇入凌晨空旷的街道。

实验室的灯也亮了一整夜。仪器嗡嗡地响,屏幕上的数据和图谱一条一条地往外跳。穿白大褂的技术员盯着屏幕,偶尔在记录本上写几个数字。他不看表,但他知道时间,每一分钟都在心里走着。

凌晨四点十七分,打印机吐出一张纸。技术员拿起来,从头看到尾。看完之后没有放下,又看了一遍。然后他拿起电话,拨了一个号码。响了半声就接了。

“结果出来了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。生物学上的直系血亲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半秒。

“打印两份。送过来。”

技术员挂了电话,把报告又看了一遍。白色的纸,黑色的字,数据清清楚楚。他把报告放进文件袋里,封好,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,出了门。

凌晨四点半,这份报告从实验室出发,经过三个人的手,换了两次车,最后到达一栋建筑的门前。这栋建筑不在市中心,不在商业区,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,周围是树,路灯隔得很远,光线昏昏沉沉的。

门口站着两个人,黑色西装,耳麦。车停稳了,其中一个人上前,弯下腰。车窗落下来一半,一只戴银色戒指的手把文件袋递出来。

“给家主。”

那人接过文件袋,转身进了门。门里面是一条走廊,不长,铺着深色的地毯。脚步声被地毯吸走了,连呼吸声都被压得很低。

走廊尽头是一扇双开的木门,关着。门口站着一个人,五十多岁,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,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。他接过文件袋,敲了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

秦望川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。面前是一张红木书桌,桌上摊着几份文件,台灯开着,灯光只照亮了桌面的一小块,其余部分都沉在暗处。他接过去,没有马上打开。

“多久了?”

“从送过去到现在,六个小时。”

秦望川把指腹压在上面,没有拆。他抬起头,看着门口。

“人审得怎么样了?”

“还在审。那小子嘴硬。”

秦望川没有回答。他低下头,拆开了文件袋。里面的纸一共两页,每一页都盖着实验室的章,钢印,红色的,压在白色的纸面上,像一枚凝固的血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