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赵氏没说话，只是伸出枯瘦的手，接过笔，在签收本上飞快地划拉了一下，然后一把抓过那封信，看也没看我们一眼，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后院的门，留下一阵令人窒息的寂静。

整个过程快得惊人，她甚至没有询问信是谁寄来的。

邮递员李师傅松了口气，对着我们无奈地笑了笑，骑上车走了。

阎埠贵咂咂嘴，嘀咕了一句：“神神秘秘的……”也转身回了屋。

我却站在原地，心里波涛翻涌。那封信！牛皮纸信封，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在这个时间点，出现在陈赵氏手里，显得格外蹊跷。是谁寄来的？内容是什么？会不会与王主任追查的“故人旧事”有关？

直接去问陈赵氏？那是找死。通过邮局打听？没有正当理由，邮局根本不会理会。

一条看似可行的路被堵死了。但我并没有完全失望。陈赵氏对那封信异乎寻常的急切态度，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！这说明，外界的信息传递，对她而言并非毫无意义，甚至可能至关重要。

官方渠道走不通，直接接触风险太高，那么，是否可以从其他侧面入手？比如……何大清这条线？

王主任警告我不要打听何大清离职的事，理由是“组织自有安排和结论”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从其他合法合规的渠道，了解一些关于我父亲过去的情况吧？比如，他在轧钢厂的工作档案？或者，通过一些老工人，了解当年的普通旧事？只要不触及“离职原因”这个核心敏感点，或许能发现一些被忽略的、与后院相关的蛛丝马迹。

这个念头一旦升起，就像野草般在我心里滋生开来。是的，我不能直接去碰后院，但我可以绕着弯，从调查我父亲何大清的过往入手！这合情合理，儿子想多了解亡父（在这个世界，何大清等同于亡故）的生平，天经地义，只要方法得当，不涉及敏感领域，即便是王主任，也很难强硬阻止。

小主，

关键在于“方法得当”。不能大张旗鼓，不能直接追问敏感话题，只能通过闲聊、旁敲侧击，从一些看似无关的旧事中筛选信息。

第二天上班，我特意提早了一些去了食堂。杨师傅依旧在默默地准备着早饭的食材。

我凑过去，一边帮他搬面粉袋，一边状似随意地开口：“杨师傅，您跟我爸，当年是一起进厂的吗？”

杨师傅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头也没抬，闷声道：“问这个干嘛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我语气轻松，“就是有时候想起来，对我爸以前的事知道得太少了。他当年在厂里，厨艺怎么样？跟现在比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