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官需重新宣誓，誓词中不再提及个人与上帝，而是“国家与人民”。

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大多选择留下，他们说自己会为了祖国再次踏上战场，只希望有人能管好这个国家。

教育和医疗的恢复花了更长时间。

许多学校早已荒废，教师外流严重。委员会决定从首都大学派出“教育重建队”，将教师分配到各省。

课程以基础科学和职业技能为主，教材重新编写，删除了旧时代的宣传口号。

医院也在逐步恢复，药品与器材短缺的问题通过与东协的贸易协定得到缓解。

与此同时，宣传部门悄然恢复运作。

电视上出现了新的标志——“莫斯科人民广播”，每天固定播放两次“国家复兴简报”。新闻语言克制，没有激昂的口号，更多是具体数字：复工的工厂数量，耕种面积，基础设施恢复比例。

人们开始习惯这种报告式的播报方式，它让人感到踏实。

外交上，临时委员会采取谨慎态度。

对外声明强调“和平与中立”，既不承认钢铁盟约的扩张，也不主动对立。

尼古拉仍留在安全委员会中担任顾问，他主张“先稳住边界，再谈未来”。

久加诺夫则更专注于国内，他在一次会议上说：“国家不是通过演讲复兴的，而是通过工人们的辛勤劳作。”

到了第四个月，莫斯科的夜市重新开放。街灯亮起时，摊贩摆出热汤和面包，孩子在街头跑闹。人们仍然节俭，但不再绝望。报纸头版写着：“国家正在站起来。”

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，久加诺夫翻阅着最新报告。工业产值比上个月增长百分之七，粮食储备回升，民间纠纷减少。有人提议将委员会改组为正式政府，但他摇头说：“还早。让人民先看到真正的改变。”

窗外的莫斯科河上结着薄冰，桥上的红旗在风中微微摆动。几个月的重建没有让这个国家变得富裕，却让它重新有了秩序。人们开始工作、开会、争论、纳税、学习——这一切看似平凡，却是久违的希望。

临时委员会的文件上写着一句话，被所有成员签名确认——

“国家属于劳动者。权力属于人民。”

这是他们给自己，也是给这个国家的新誓言。